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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北京地铁的最后一站,是另一些人回家的起点

            “慢慢就习惯了,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。”赵倩说。

            有人将“空巢青年”与“孤独经济”联系在一起,认为“孤独的年轻人孕育了孤独经济”。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则认为,“孤独经济”的兴起不是因为“孤独”,而是人们对自己人生异常精致的诉求。就像不结婚的人无法忍受自己“精致生活”里的他人,“对于一切随随便便的生活都不能用随随便便的态度去应对,在没头没尾的细节消耗大量的心力和时间”。

            在他看来,当技术高度发展,人们只需要干好份内的事就能活得很好,可以不依靠他人生活;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人们能够应付各种风险和担当各类消费。除了生活范式的改变,更核心的原因是,婚姻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。

            合租的室友搬离,谈了一年半的女朋友分手,杨昊然开始一个人使用一间卧室。他联系密切的仍是大学同学,他们常约着回学校踢球,当然,次数按年计。手机游戏是他每日必备消遣。他买了一个电煮锅,不点外卖的时候,吃得最多的就是煮面条。

            “走出房子就不孤独了,不能天天在这小屋里呆着,”杨昊然说。但多数时候,他都因为“拖延症”或“行动力不足”而留在房间。“可能也是因为也没有特别想做或是要做的事,就是没有明确的目的。”

            他也有疑虑,“微信里很热闹,但是生活里好像没什么人,但是你又感觉你有很多朋友,也挺奇怪的。”

            2014年9月28日,北京地铁4号线天宫院站,南来北往的异乡客。 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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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独自生活让赵倩学到了一些人生哲学。诸如“人本来就是孤独的,不管成家与否”,以及“和自己相处更重要”。

            她也发现,可能因为独自生活,“和我妈的关系好了很多”。2019年春节后,赵倩的母亲再次提出,退休后的生活很无聊,想搬到北京和女儿同住。赵倩告诉她自己还有合租室友,母亲表示没关系,她可以照顾“两个孩子”。

            “我说我爸在家不吃饭吗?我妈说,你爸吃食堂。”

            除了一箱子家乡特产,赵倩的母亲还带来两口铁锅。赵倩的生活质量随之大幅提升。她下班回家,家里已经备好了粥和小菜,周六日还有鱼虾。她不再热心于每天抢外卖红包,也会偶尔邀请室友或朋友一起吃饭。

            “现在觉得他们真的老了,想多陪陪他们,只要她不老催我找对象,不天天挑我毛病。”赵倩说,“她唠叨的比如东西乱放、老玩手机这些我都能接受,就是关于找对象这个比较麻烦,因为我也不能立刻解决。”

            2018年年底,天宫院地铁站的一个出口位置,开了一座大型购物中心。赵倩可以不用步行20分钟或坐一站地铁去逛街了。她可以在这里的电影院买到任一场次的座位,不用担心没位子。而工作日,购物中心更显空荡,她在城里需要排20分钟队才能买到奶茶的店铺,在这里很少需要排队。

            她也习惯了天宫院的慢节奏。和城里风风火火的外卖员不同,她在送餐高峰的晚7点见过任外卖箱敞开、悠闲地把腿翘在电动车车把上的外卖员。

            2019年5月,赵倩将一位同事“忽悠”到自己住的小区租了房子。除了母亲和那只叫“皇上”的猫,她有了可以一起看电影和逛街的人。

            对于所有暂时以天宫院为栖息地的人来说,房租是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。刘亚洲和女友租的两居室原本租期一年半,月租是3200元,房东突然毁约。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被轰了出来。

            房东退给了他们押金,3200元。他们没去索赔,因为忙着找下一个落脚点。等到半年后再从中转房搬走,有些当初打包的箱子还没拆开过。

            “你稳稳当当的生活就值3200元钱,人家随时可以把你赶出来,你眼前的生活随时可以终止。”刘亚洲起了买房的念头,将攒下的钱和借来的钱折腾了一年,凑够了100多万元首付,花300万元在北京房山区买了一套房子,搬进去时,除了一张床什么设施都没有,但是“从六环外1公里搬到五环外1公里”。

            他告别了天宫院,换了一个方向,“前进”了一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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